西汶艺术网清朝皇帝通过军机处,一时告密诬陷之风大盛

清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发展到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呈现日益强化的趋势。中央中枢机构的权力逐渐高度集中,君主皇权进一步加强。

清朝(1644年-1840年)清朝于1644年入关,定都北京,逐渐完成统一,建立全国统治。康乾时期,清朝出现了空前繁盛的局面。到1840年鸦片战争发生后,清王朝的统治遭到重大打击,遂步入日益衰败的后期。第一节
清代前期的政治一、清初各地人民的抗清斗争顺治元年十月一日,福临入居北京,标志清朝定鼎中原的开始。但在清初,由于统治者的烧杀抢掠行为以及推行的”圈地”、”薙发令”等落后政策,激起了各地、各阶层人民的激烈反抗。在清初各地的反抗斗争中,既有南明福王、鲁王、唐王及桂王政权的抗争,更有广大人民群众的不屈反抗,产生了如史可法、黄道周、瞿式耜、李定国等许多民族英雄。在抗清斗争中,大顺和大西农民起义军余部坚持多年,并曾取得了较大的战果。随着清朝不断的武力镇压和统治政策的调整,到康熙初年,各地起义基本消失。二、清代中央和地方的组织机构中央政权组织清代的内阁,名义上是中央最高行政机关,但实际权力不多。清代内阁设满汉大学士、协办大学士及学士。清初,议政王大臣会议是权力中心所在,其成员由满族贵族组成,又称”国议”。它的存在不仅与皇权相抵触,而且也影响了争取汉族上层的支持。康熙时,遂设南书房,挑选文臣协助皇帝处理政务,以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雍正七年,设军机房。雍正十年,改称军机处。军机处设军机大臣,为首者称”领班”。军机大臣承旨办理机务,完全取代了议政王大臣会议。清代军机处机构精简,行政效率高,有利于迅速处理军政大事。西汶艺术网清朝皇帝通过军机处,集大权于一身,军机大臣则完全丧失了独立性。清代军机处的出现,标志着君主专制集权发展的新高峰。清代的六部,长官俱满、汉各一人。理藩院是专门管理边疆民族地区事务的机构,其编制与六部相同,但官员全由满、蒙人担任。此外,还有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国子监等机构。地方机构清代地方行政机构分省、道、府、县四级。其中省级长官为总督和巡抚,号称”封疆大吏”。督抚之下,设承宣布政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特别行政区
清代在东三省、蒙古、新疆、青海和西藏等地,设特别行政区,加以行政管理。其中在东北地区,清朝先后设置盛京内大臣、奉天将军、宁古塔昂邦章京、宁古塔将军及黑龙江将军等,对这一广大地区进行管理。西汶艺术网[
清朝编修的《大清律》,其基本内容承袭了《明律》。但清朝在司法操作中,常常具有重例轻律的特点。当时,有关皇帝谕旨、内外条奏,均可定为条例。三、文字狱在清朝前期,特别是雍、乾两朝,曾连续大兴文字狱。凡清统治者认为有碍于专制集权统治的著述、文字,必兴起大狱,肆意株连。其中比较突出的康熙二年的庄氏明史案、雍正六年的吕留良案等等。清朝大兴文字狱目的,是要在思想文化领域内树立君主专制和满族贵族统治的绝对权威。其后果极其严重,极大地摧残和钳制了中国思想文化的进步和发展。第二节清朝统一形势的加强一、平定”三藩”之乱清朝初年,平西王吴三桂镇守云南,靖南王耿精忠镇守福建,平南王尚可喜镇守广东,是为”三藩”,形成割据势力。康熙十二年,吴、耿、尚因反对清中央撤藩令,先后发动叛乱。一时,广西、四川、陕西等地大员都起来响应,波及滇、黔、湘、桂、闽、川、粤、赣及陕、甘等省。康熙皇帝对叛乱采取了坚决打击的措施。到康熙二十年,最终平定了”三藩”之乱。平叛的胜利,巩固了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同时有利于各地区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二、郑成功收复台湾与清朝对台湾的统一清朝初年,郑成功在东南沿海组织抗清活动,曾一度兵围南京,给清朝江南的统治构成极大的威胁。以后,为了坚持抗清斗争,郑成功决定从荷兰侵略者手中收复被占领的台湾。1661年4月21日,郑成功亲率队伍进军台湾。在台湾汉族、高山族人民的支持下,郑成功指挥军队先后多次打败荷兰殖民军,收复了许多失地。1662年2月1日,荷兰殖民长官揆一被迫在投降书上签字,宣告荷兰侵略者在台湾三十八年殖民统治的结束。页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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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
  ——龚自珍《咏史》

康熙时期,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阁既为皇上效劳,遵循帝旨,处理各事,又在一定程度上对皇权起了一些限制作用。国家重要的军政大事,仍经皇帝批令议政王大臣会议,“每朝期坐中左门外会议,如坐朝仪”。参加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满洲王公贵族,由于其地位较高,皇帝有时也不得不尊重他们的意见。皇帝为了集中权力,于康熙末年,派诸皇子管理八旗事物。这样就将旗主的权力接管了过来,直接控制了八旗。而随着八旗王公旗主势力的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也日益趋于衰落。

  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
  ——徐骏

清代内阁正式设置于顺治十五年,由原内三院改称。玄烨冲年践位,鳌拜等四大臣辅政时期,曾废内阁,恢复内三院。玄烨亲政除鳖拜之后,于康熙九年又恢复了内阁制度,自此,内阁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末。内阁有大学士、协办大学士、学士、侍读学士、中书等官员。大学士加三殿、三阁名称。大学士,协办大学士,满、汉皆用,无定员。内阁是清代辅佐皇帝处理国家政务的中枢机关之一,居六部之上,地位崇高。但是,即使在康熙时期,内阁作为一个中枢机构,虽地位崇高,其实际权力仍受到多方的限制。首先,奏折制度削夺了内阁的部分权力。清初,无论是官员报告公务的题本,还是报告个人私事的奏本都必须经过内阁票拟,才能送到皇帝手中,这样,内阁的意见就会对皇帝发生一定的影响。康熙中期较大范围内推行避开内阁的奏折制度。即凡有奏折权的官员,由皇帝发给折匣,匣上加锁,钥匙由皇帝和官员各执一把。官员具奏时,派人直接送达御前,皇帝览阅批示之后,又派专人将折匣送回。这样完全避开了内阁的牵制。其次是南书房的设置,又分割了内阁的一部分权力。所以内阁当时实际上只是一个承旨出政的中央最高办事机构。

  诗人龚自珍《咏史》一诗中说:“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此诗反映的是那时文人做文章只为谋生存,提及文字狱,就面有异色,真是谈虎色变。其实文字狱古已有之,只是在清朝前期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文字狱案件为数之多,规模之大,在历史上是空前的。那时,封建统治者动辄指斥人们“语含怨望”,“狂悼讥刺”,大兴文字之狱。揭发检举此类案件者有功,隐瞒不报或办理不力者有罪。一时告密诬陷之风大盛。有些人断章取义,牵强附会,告密邀功;有些人挟嫌诬陷,以报私怨。文网密布,冤狱频起,文人士子人人自危,惟恐一不小心,陷于罗网,或是受到株连,祸从天降。
  清代的文字狱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愈演愈烈,前后100多年,有案可查的大小案件不下100起。在这些案件中,被判处死刑的200多人,受到株连而被判处各种刑罚的更不可胜数。文字狱的“罪犯”,既有政府的官员,也有各阶层知识分子和平民,上至朝廷大员(包括个别的满洲贵族),下至一般生员、乡愚迂儒,以及江湖术士、轿夫、船工等等。在清朝前期,大体上说来,随着政治形势的演变,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逐步下降,文字狱打击的对象也随着发生变化。在康熙、雍正年间,主要打击汉族上层分子和政府官员。目的是镇压反清力量,排除政府内部的异己势力。而到了乾隆年间,主要为了打击下层知识分子和平民百姓,同时也株连各级官员。乾隆帝为了进一步压制反动力量,强化中央专制统治,变本加厉大兴文字狱。正是在编纂《四库全书》,大肆宣扬文治之际,趁机各处搜集书籍,也焚烧、毁掉了许多稍有反动眉目的典籍、著作。文字狱因此达到了高潮。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八年的十年间,因文字狱而产生的案件就近50起。
  早期最大的文字狱案件,是庄氏明史案和戴名世南山集案,都是由于编写前朝、当朝的历史而招祸的。可看作是一次有意识的小题大作,其目的是给具有反清思想的汉族知识分子一个暴力的威胁。而雍正年间的吕留良、曾静之狱,算是清代文字狱中唯一的谋反案件,但是其实并未有真正的行动。这个反抗的力量是十分微弱的。
  清代最著名的文字狱首先发生在康熙一朝,共有两起:一起是“明史狱”。浙江乌程(今吴兴)富商庄廷拢买得邻居明大学士朱国桢的明史遗稿《列朝诸臣传》,邀集许多名士加以编辑,并增补了明末天启、崇祯两代史事,其中多有指斥满洲的文句,定名为《明书》,作为自己的著作。书中直书清朝先人的名字,指斥明将降清者为叛逆;不使用清朝年号,而用南明永历等朝的年号。书编成后,庄廷拢已经去世,其父庄允城将之刊行。不料有人向朝廷告发,庄允城被逮入京,死于狱中,庄廷拢被掘墓开棺焚骨,所有作序者、校阅者及刻书、卖书、藏书者都被处死。先后因此狱牵连被杀者达70余人,被充军边疆者达几百人。
  另一起是《南山集》狱。方孝标曾经到云南在吴三桂部下做官,后来及早投降清朝而免除一死,著有《滇黔纪闻》等书。戴名世见其书,在所著《南山集》中加以引用,被认为有“大逆”语。其实二人著作并无什么诋毁清朝的“大逆”之语,只是方孝标的书中说到南明永历政权不算为伪朝,戴名世的书中提到南明弘光帝及其年号,又揭露了康熙帝杀掉明太子的真相;以略微倾向明朝的口气叙述了明末清初的抗清事件,对南明诸王寄以同情。结果此狱也波及数百人,戴名世被斩首,方孝标已死被戮尸,两家男子16岁以上者均被杀,女眷等则被没收为奴婢,方氏同族人都被充军到黑龙江。
  清代文字狱中惟一的谋反案件,吕留良、曾静之狱,发生在雍正皇朝。吕留良是一个学者,明朝灭亡以后,他参加反清斗争失败,就在家里收子弟教书。有人推荐他博学鸿词,他坚决拒绝了,后来他索性到寺院里,剃头当和尚,躲在寺院里著书立说。书里有反对清朝统治的内容,幸好书写成了,没有流传开去,吕留良死后,更没被人注意。湖南曾静偶然见到吕留良的文章,对吕留良的学问十分敬佩,就派学生张熙,从湖南跑到吕留良的老家浙江去打听他遗留的文稿。张熙一到浙江,不但打听到文稿的下落,还找到吕留良的两个学生。张熙跟他们一谈,很合得来。他向曾静汇报后,曾静也约俩人见了面,4个人议论起清朝统治,并商量怎样推翻清王朝。曾静打听到担任陕甘总督的汉族大臣岳钟琪,掌握很大兵权,颇受重用。要是能劝说岳钟琪反清,成功就大有希望。曾静写了一封信,派张熙去找岳钟琪。岳钟琪收到信后,大吃一惊,在威逼张熙交待同谋不成之下,假装答应,张熙于是将他们的计划、主谋人员一一交待。岳钟琪马上上奏雍正,报告这起谋反事件。雍正帝将他们严加查办。吕留良已经死了,雍正把吕留良的坟刨了,棺材劈了,又把吕留良的后代和他的两个学生满门抄斩。还有不少相信吕留良的读书人也受到株连,被罚到边远地区充军。
  直到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文字狱高潮已经过去,还发生了所谓《笃国策》案。由于乾隆时代社会趋向稳定,文字狱引起挟嫌诬陷,株连亲故,造成人人自危、上下猜疑,这对于巩固满清统治秩序并不有利。在这种情况下,清朝统治者调整了以往的政策,延续100多年的文字狱,在乾隆后期终于告一段落。

康熙十六年十月,玄烨在皇宫内乾清门右阶下设置了南书房,在翰林等官员中“择词臣才品兼优者”入值。入值者称“南书房行走”,除陪伴皇帝赋诗填词、写字作画外,还秉承皇帝的意旨起草诏令,“撰述谕旨”,内阁只办理例行事务,实际上是将内阁的部分权力移植到南书房。由于南书房“非崇班贵胄、上所亲信者不得入”,所以南书房完全是皇帝严密控制的一个机要机构,随时承旨出诏行令。但国家大政仍属内阁,皇帝以南书房和内阁互相牵制,互为补充,使皇权得到充分的发挥。

从雍正时期开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程度又进一步大大提高,就有清一代来说,雍正的君主权力可以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雍正年间,由于连年对西北准噶尔部用兵,往返军报频繁,而内阁办公地点在太和门外,距内廷较远,既不便于保守军事机密,又不便于皇帝亲授机宜,于是在雍正七年六月,于皇帝住处隆宗门附近,设立了军机房。雍正十年三月,军机房改称军机处。军机处初设时,就是为了“筹办军务”,即处理军务机要,所以既无正式衙署,只有“值庐”,亦无专职官员,都是“内廷差使”。当时在军机处入值的军机大臣、军机章京,都是带原官衔兼在军机处处理事务。这个原属临时性的军事机构,在完成其历史使命之后,本应裁撤,但因为这个机构有利于专制皇权的发挥,不但未予裁撤,反而权力不断扩大,以致成为凌驾于内阁和议政王大臣会议之上的最高权力中枢。这样,内而六部卿寺,及九门提督,内务府太监之敬事房,外而十八省,无事不综汇,“军国大计,罔不总揽”。直至光绪二十七年,另设督办政务处,方略分其职。至宣统三年改设责任内阁时,军机处方废止,前后执政180多年。

军机处之所以能由“筹办军务”的临时机构,转而成为执掌军国大计的常设机构,完全是为适应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的需要。军机处地处内廷,便于宣召,皇帝意旨能迅速贯彻执行,并具有严格的保密性,即使王公大臣,没有皇帝特旨,也不准到军机处值房。甚至其帘前窗外、阶下,均不许闲人窥视。皇帝召见军机大臣,连太监也不许在侧。军机处有官无吏,全部工作由军机大臣主持,军机章京办理,职官简练,“办事较为密速”,效率高。军机大臣由皇帝在满汉大学士、尚书、侍郎、京堂等官内特简,然后应召入值。军机章京由军机大臣在内阁中书及六部司员中挑选优长文笔者传取任用,人数无定额,且属兼差。尽管地位显赫,但若皇帝不满意,随意可以斥罢回原衙门,完全是听命于皇帝的附庸。军机处扩大以后,具体职掌主要有六:一是撰拟谕旨和处理奏折;二为议大政,议后提出应因、应革、应止、应行等处理意见,奏报皇帝裁夺;三系谳大狱,参与重大案件审拟;四乃参与重要官员的任免和考试;五是随侍皇帝出巡,奉旨出京查办事件;六系为皇帝准备处理政事的参考资料。权力所及,均系朝廷军政大计。

尽管军机处权力很大,但时刻处于皇帝的严密监视之下,为了不使“大权旁落”,削弱皇权,从雍正开始,又采取一系列限制办法,以掣其权,从而保证皇帝“乾纲独揽”,皇帝不交办的事务,军机处无权过问。即使交办的事务,也只是遵照皇帝意旨协助处理,“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也”。

军机处设置以后,皇帝之下的中枢权力,随着军机处权力的扩大而逐渐发生转移。首先,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进一步削弱。雍正时期,为了使旗人“只知有君主,不知有管主”,继续推行康熙末年开始的削弱八旗王公旗主权力的政策,对旗主实行严格的监督。军国大计已不交议政王大臣会议讨论,议政王大臣也只是一个虚衔,既无应办之事,又无处置之权,殊属有名无实,乾隆帝弘历便于乾隆五十六年十月,下令取消议政大臣名称。

其次,雍正、乾隆时期内阁的权力,亦受到极大的限制。尽管雍正时将大学士的品位提升为正一品,内阁大学士成为皇帝之下的最高官员,犹如列朝的丞相,“勋高位极”,“品列皆首文班”,但如不入军机处兼任军机大臣,就唯有空名,并无多大实权。因为军机处权力扩大以后,内阁被排斥于机密政务之外,军机处撰拟的谕旨诏令,不经过内阁,而直接由军机处密封,经驿马递送给各地方督抚,称为“廷寄”,直接交给中央各部院的称为“交片”,各地方的奏折也不经内阁而直接交军机处。特别是乾隆十三年以后,停止使用奏本,奏折与题本成为两种并行的上行文书。中央和地方官员往往先用奏折向皇帝密报机密事物,而题本只报告一般例行公事。这样,主管题本的内阁,所处理的只是通过题本上行下达的一般例行公事,其实际权力大大削弱。

这样一来,军机处就把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阁的职权集于一身,直接听命于皇帝,皇权得到高度的发挥,也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办事手续,提高了行政效率。

此外,清朝为了加强对少数民族,特别是对蒙古族、藏族、回族地区的统治,在朝廷设置理藩院,专管“外藩”事务,其地位与六部相当。雍正元年以后,以满洲王公、大学士兼理院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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